《天意从来高难问――晚年季羡林》，卞毓方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8月版
力辞“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的季羡林先生走了，各种纪念充满了各种媒体。这种极度关注，一如先生生前数十甚至上百个社会职务和各种头衔，对于他本人来讲，既空洞，又苍白。在荣誉背后，
过于喧嚣的孤独晚年
从季羡林的经历来看，他的压抑从早年就已经开始。出生于1911年的他，作为季氏家族中唯一的男孩，承担着为季家延续香火、光大门楣的希望。不满6岁时，就寄居在济南叔叔家读书。18岁的时候，叔父提出让季羡林与长他4岁、只念过小学的彭德华结婚，他无法拒绝。其后，他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留学德国，10年之后才回来。在就读于清华时所记的《清华园日记》中，他多次披露了对于自己之前寄身的那个家的厌恶，对于这桩勉强维持的婚姻的无奈。及至2002年回忆起当年他从清华毕业，回济南省立一中短暂任教的情景时，91岁的他仍然记得，“虽然同在一个城内，我却搬到学校来住，只在星期日回家一次。我并不觉得，家庭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所”。1962年，彭德华到了北京，和季羡林一起住在北大朗润园。在他们的儿子季承的回忆中，“他睡一个屋，妈妈睡另一个屋，他们的夫妻关系等于是分居到死”。
由于深受传统礼教的影响，季羡林一直没有勇气放弃这一婚姻。另一方面，他所经历的人生轨迹，又使他一直处于巨大的压抑之中。早年在德国留学期间，季羡林与德国姑娘伊姆加德小姐堕入爱河。这段爱情本来鲜为人知，耐人寻味的是，季羡林在1991年出版的《留德十年》中自己披露了出来。而他之所以这样做，更大的可能是：这段爱情是他并不幸福的一生中的少有的亮色和最美好的回忆，在自知来日无多的情况下（时年80），他一定要将这段感情公之于世，以此作为情感的发泄口。而这一举动，无疑向世人公开宣告了他在爱情和婚姻中遭受的巨大创痛。儿子季承的追忆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正如卞毓方在《天意从来高难问――晚年季羡林》中揭示的那样，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是季羡林最为平静惬意的时候。在行政职务上，他担任了北大副校长，社科院南亚所所长；在学术上，他成为许多学科的带头人。80年代后期开始，季羡林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上世纪90年代，他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此外，他热心参与社会事务，各种头衔都戴在了他的头上。国家几代领导人都去看望他，更使他的声誉由文化界而波及整个社会。
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他饱受压抑的状况。早年的家庭生活，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1949年之后近30年里遭受的磨难，使他的精神压抑进一步加重、加深，而他的晚年则是这种状况的延续和变调。崇高的社会地位，巨大的声誉和影响力，少有的殊荣，连篇累牍且不无夸大的称赞之辞，在一些学者那里或许是求之不得的好事；而对于一生压抑、内心痛苦且难对人言、无法排遣的晚年季羡林而言，他对这一切或许只是难以拒绝之下的被动接受，他一直生活在过于喧嚣的孤独之中。而这种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恶性循环的结果：内心的压抑和孤独使他投身于外在的喧嚣之下，而这一选择必然使之被动接受的东西更多；过于软弱的个性维持着貌合神离的婚姻，不仅让家人很少感受到家庭的温馨和祥和，更加大了其感情的空白和创伤。而季承所披露的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季羡林则显示，对于老伴、儿子和女儿，季羡林缺少亲人之间应有的关切。就季承所言，父子反目，13年没见面，季羡林的因素更大一些。显然，一个很少获得过爱的人，也不知道怎样去爱别人，更不必说，他所面对的是他并无爱情只有义务的妻子。
未能冲破旧道德的藩篱，使得季羡林的真实个性一直被压抑。他的一生悲多于喜，苦多于乐，鲜有幸福的时刻。在鲜花、荣誉和掌声下所包围的，是一份过于喧嚣的孤独。
压抑的个性影响了他的成就
作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尽管季羡林先生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但是，相对于清末民初真正的学术大师孙诒让、周里德以及其后的章太炎（章炳麟）、康有为等人，由于历史原因，他的学术成就相去甚远；以推动社会进步所起到的作用和思想的高度而论，季羡林先生也不及他所敬仰的师长胡适之。
在季羡林的名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中，他回顾了胡适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和提拔，对胡适的人品风范有颇多的推崇和感触。这篇百感交集的文章所没有表达出来的事实却是，时年八十多岁、已经功成名就、享有巨大的学术声誉和极高社会地位且影响巨大的季羡林，并没有表现出和胡适同样的知识分子风范。他被压抑的个性一生都没有真正释放，在他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更大贡献的时候，他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风骨和独立性，而是以并无多大说服力的随感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中西文化做出了一个大而空的论断。这不仅与胡适大半生所保持的独立批判立场相去甚远，而且不利于治疗部分中国人的文化自大症，更不利于中西文化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他最后几个月提出的“大国学”概念，也被余敦康等学者所反对，认为很空疏。
应当说，季羡林先生晚年的思想有一定的回归，但是，比起小他七岁的韦君宜等人的反省，他的表述既不够深刻，同时也缺乏力度，很大程度上只是过去和现在对比之下的蓦然回首。民国期间，清华、北大宽松、自由的学术空气，胡适、汤用彤对他的赏识和提拔，这些不可能不在他心中刻下极深的印象。而处于新中国以来历次运动，尤其是牛棚苦役中的季羡林，在两相比较之下，对此不可能没有任何感想。尽管如此，他也直到1992年才开始写作《牛棚杂忆》，较之巴金的《随想录》不仅太晚，其反思“文革”的深度和力度，更远远不及韦君宜的《思痛录》。如果说，曾经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韦君宜，在大半生软弱之后，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竭尽全力大声发出了控诉、呐喊和追问，那么，季羡林先生则由于过于温和的个性只是对曾经的苦难发出了有限度的“宫怨”。
另一方面，以季羡林晚年所享有的地位和声誉，他完全可以效仿先师胡适，或者他的同辈人顾准那样，对于那些造就自身惨痛经历的原因做痛定思痛后的反思，对于那些明显的社会弊端大声疾呼。但是，晚年的季羡林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作为知识分子的季羡林，并没有尽到其应尽的责任，相反一任充斥着老年人的暮气。或许，这与他的性格有着更为直接的渊源。
在季羡林先生晚年追念其老师陈寅恪的文章中，他毫不吝惜地赞美了陈寅恪，并认为陈寅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表率，一个积极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而并非一个无欲无求的学者。确实，季羡林先生在学术道路上一直在追求陈寅恪的境界，但是，以陈寅恪先生一生坚持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而论，很难说季羡林已得陈寅恪真传。
一个在精神和肉体上终身的自我压抑者，度过了并不幸福的人生，这是季羡林先生一生的写照。有关他的话题，就像他留下的财产一样会让人争执。而这些，并不会因为他离世而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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